□ 本报评论员 肖畅

　　多地信访系统官员向媒体确认，自今年3月至今，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地方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的排名表。是否将永久取消这一排名表，目前尚不知情，但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开始取消了信访考核与排名。

　　《信访条例》规定，信访工作中的失职、渎职行为将在一定范围通报，相关工作要纳入绩效考核体系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通报与考核，变成简单的“信访排名”，各地考核的努力方向就是保证排名不靠前，尽力避免“信访大户”的帽子，于是，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。

　　与任何考核一样，信访考核的目的是确保信访工作有压力、动力，以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用意。但目前来看，这种考核已成指标主义，压力、动力是出来了，不过是反方向的，现在各地在减小上访人数上都用足了工夫，“截访”热情高过了“接访”。据报道，湖南光花在“上访妈妈”唐慧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到上百万元，可见动力多么充足。

　　不独信访如此，指标主义的考核普遍存在。以指标为中心，方便了结果管理——指标就是量化的结果，即如上访人数。指标主义诚然会提高行政命令的效率，但某种意义上，也是传达任务、施加压力、结果管理的工具。围绕考核，官员升迁、为地方争取资源等等，都受影响，利益实实在在，考核看重什么指标，当然要力所能及做大这一指标。饱受诟病的GDP主义正是如此，人人都知道GDP不等于发展质量，但大投资、大项目总是备受青睐。

　　也不能简单责怪为指标而奔命的官员。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分配了，就要倾力完成，级别越往下，越显出听命者的角色。一些上下级关系较多体现指挥与被指挥、命令与服从的关系，较少体现合作、对话的关系，下级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。长期的行政习惯，让一些官员学会只对上负责，对待民意则缺乏重视，一些地方在考核设计中确实引入了民意评价因素，但往往也是走了形、变了味。

　　政府依层级设置，或者负责宏观决策，或者负责细分决策、具体跟进、执行落地，本质上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，需要各司其职。行政治理，一地有一地的情况，一个岗位有一个岗位的特殊性。中央政策到了省，到了市、区、县，都要考虑如何落地；上级往下交代的任务，面临具体情况，也需要灵活应对。总之，原则上不逾矩，执行上要有具体的发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考核不应只是敦促某种简单、量化的结果出现。但指标主义考核所体现的，正是原则变得很灵活，追求单一结果、单一指标则是不打折扣的，行政分工变成授命、听命的关系，考核变成向结果施压。

　　地方治理良序运转，政治生态健康，信访人数客观上会减少。但是，简单粗暴的截访，把维稳做成技术活，甚至搞培训班，变相设立截访站点，同样也会减少信访人数。一个注重过程，一个只看结果，但都把指标当成了决定因素，正是各级政府之间真实存在的关系——地方政府到底是只负责结果的执行者，还是通过下达的政策、分配的资源去为一方谋利益？这无法用指标区分开来，却也是更深层次的考核。